回顾历史 中国最顶级的金融奇才却曾都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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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 中国最顶级的金融奇才却曾都在监狱里

  2006年,法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之罪,判处唐万新入狱8年,罚金40万元。44岁的唐万新又在狱中开启了他考古的新生,12岁的德隆则永远地关上了它的生命之门。

  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提篮桥监狱内,关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比利时留过学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中国对市场快速改革感到恐惧的代名词。即使是在爬满了常春藤的高大红墙内﹐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仍然对与的上海商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提篮桥的哎叹声能跨越黄浦江传到人声鼎沸的金融市场,提篮桥监狱内﹐关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比利时留过学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中国对市场快速改革感到恐惧的代名词。即使是在爬满了常春藤的高大红墙内﹐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仍然对与的上海商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能够着手进行的最基本和影响最广泛的金融现代化措施之一﹐就是向债市重新引入对冲产品﹐尤其是债券期货。然而﹐在政府赖以获取大部分资金的市场中﹐引入期货交易会导致市场力量挣脱束缚。管金生1995年的那次投机活动引起金融市场巨大的混乱﹐以至于中国禁止了一切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并将他送入监狱。一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高层管理人员最近被问及管金生的情况时﹐他立刻眉头一皱﹐他认为﹐有管金生这样的案子作为前车之鉴﹐监管部门对重新推出国债期货肯定会非常谨慎。

  管金生其人颇具传奇色彩。他是江苏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加入到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曾与香港的李嘉诚合伙做过一次生意﹐并被《中国日报》称为“老板”。甚至在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的时候﹐他就誓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美林公司”。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最近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这样称呼他﹕“中国证券市场的奠基人之一。”

  管金生是1995年国债事件的主要操纵者。他最终被判入狱17年﹐监管当局则在此事件后下令禁止了国债期货交易。这场巨大风波也被称为“中国巴林”事件﹐因为就在同一周﹐英国巴林银行因期货交易损失巨大而倒闭。据接近管金生家庭的一位消息人士称﹐管金生目前仍然被囚禁在监狱中﹐这驳斥了中国市场上关于他已经住院治疗﹑他成了一个木匠﹑他已离开中国﹑甚至重返中国金融圈的传言。管金生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在1988年他39岁的时候创办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此前﹐他曾留学比利时攻读金融与法律。他凭借市政府的资金﹐使万国证券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也最有活力的证券公司﹐而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充斥着传言和肆无忌惮的投机者。

  在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尼古拉斯.里森成为新加坡交易所日经指数期货市场的入场交易者之前﹐管金生就已经主导了中国的高级金融市场﹐特别是当时中国交易量最大的金融市场--国债期货市场。据一位以前在万国证券负责纪录管金生所下达交易指令的执行情况的人士称﹐管金生的交易量有时候能占到整个市场成交量的75%。管金生并不是生活很奢侈的人﹐也不是不想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在她20多岁的时候﹐她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当时﹐她全身心地追随管金生及其事业﹐每天晚上都睡在办公室里﹐除了周四﹐因为她要上夜校。她说﹕“管金生是位绅士。他的贡献很大。”

  据称﹐在1995年2月23日的下午﹐管金生对期货市场的主导演变成了滥用职权。万国在收市前的8分钟疯狂抛售﹐导致债券期货市场崩盘﹐对此没有人提出疑问。据说当日成交量达到了人民币8,500亿元﹐为正常水平的85倍。据新华社报道﹐万国试图回补亏损的头寸﹐“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并打击了这个“尚不能很好应对投机行为”的系统。中国证监会认定﹐没有严格监管的期货市场将会变得非常危险﹐此类事件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次疯狂抛售导致的损失约为100亿美元﹐波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中国的监管机构下令将在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如此一来﹐管金生就成了最大的亏损户﹐公司面临破产。政府几乎立刻就禁止进行“试验性”的债券期货业务﹐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管金生。搅乱欺骗市场被广泛认为是管金生的主要罪行。然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开张前的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高达人民币269万元。

  还没有哪个民营企业像德隆这样,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德隆成为一个标杆,以至于媒体至今滥用的标题常是“下一个德隆”或“又一个德隆”。这是因为,德隆玩的“产业整合”,是许多民营企业心之所向,而德隆玩得“资本心跳”,也是后人惊羡不已。其实,德隆想在“不寻常的转型时代”,玩一把“超常规发展”,它借了非常之势,走了非常之道,用了非常之技,可惜没有非常之命之运,结果在非常时代死于非命。

  如果只有一人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资本枭雄,唐万新一定是呼声最高的,因为他的德隆案至今仍保持着中国最大的金融黑洞纪录。至于德隆案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能排到多少名,目前没人研究。据说正在服刑的唐万新在狱中最大的爱好就是考古,不知道是否想过就这个问题进行考证。不过对于一个今年44岁,只剩下6年刑期的男人来说,他更有可能天天在盘算着如何在知天命之年改天命,来一个比史玉柱还漂亮的咸鱼翻身、东山再起。但翻身容易翻案难。尽管唐万新的一生远未到盖棺之时,但德隆案已经早有定论:产业整合很有想法,资本手段实有违法。

  在德隆未亡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把德隆的算盘当成迷宫,但今年回顾起来,一切已经变得相当清晰,尤其是起步阶段,与大多数民营企业非常相似。唐万新生于1964年,曾两次考入大学,但因故都未能顺利毕业。无奈之下就在乌鲁木齐与几个朋友一起做小生意,最初在学校里卖盒饭,之后搞彩色摄影冲印,赚了一笔钱。然后折腾过服装批发、挂面厂、化肥厂等小型实业,还在1988年承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技术开发部,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到1990年,不仅将之前攒的钱全赔掉,还背上50万元债务。 1991年,唐万新开始做电脑生意,一度是新疆最大的配件供应商,据说光四通打印机就卖出2万台,把钱又赚回来了。看到赚钱容易,时任中学教师的大哥唐万里也加入进来,唐氏兄弟正式联手。 1992年,唐氏兄弟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日后将响彻中国资本市场的德隆呱呱坠地。

  1992年下半年,深圳股市传来消息,将通过认股抽签表发行5亿元新股,敏锐的唐万新花钱一下请5000人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连排3天,抽签表很快变成了德隆的大把钞票。据唐万新后来回忆,“1993年之前法人股和流通股界限不清,只要是股票,大家认为都可以上市,我把法人股全部卖了,几个月就赚了几千万。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切身的体验。”真正重要的是,唐万新借此真正完成了原始积累。

  唐万新对实业还是有一定的情结。赚到大钱之后,他没有因此一头扎进股市,而是又重返实业,可能对于一个29岁的小伙子来说,股市还有点太虚,实业意味着实在,能作为事业的根基。 1993年2月,唐万新注册成立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开发公司,但没玩成。1994年,他干脆跑到北京新街口,开了当时首屈一指的JJ迪斯科歌舞厅,很成功,据称年盈利达3000万元以上,但对唐万新来说,他并非真正喜欢娱乐业,这个JJ对他来说就是个交际场。 1994年,唐万新才真正找到能大展宏图的实业,这一年,他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在新疆搞农牧业开发,先后投入2亿多元在新疆各地建立起四个大型现代化农场,首期开发土地10万亩之多。新疆广袤的土地和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农业成为唐万新最早设想的产业根基。1995年,注册资本为2亿元的新疆德隆国际实业(000159)总公司成立,“新疆德隆”现身江湖。

  唐万新虽然找到了事业根基,但也没有一心扑到实业上,有过1992年的特殊经历,他深知股市虽然机会不多,但只要逮着一次,就抵干实业好几年。所以做实业的同时,唐万新一只眼睛一直还在盯着股市,有空就在一级和一级半市场倒腾一下,发点外财,直到1996年,他突然读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王明夫的一篇文章,从“走到K线背后去”这个新颖而响亮的口号中,嗅到了资本与实业互搏的玄机。王明夫文中称,投资者要想获得超额利益,需要进行一次从发现价值到构造价值的跨越,“发现价值是去寻找黑马,而构造价值是去培植黑马”,按照唐万新的理解,前者是挑股,后者是养股,通俗说就是“坐庄”。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了“达园会议”,这是德隆历史上颇具转折意义的一场务虚大会。会议上,唐万新基于自己对世界范围内产业调整的判断和王明夫的坐庄理论,确立了由“实业投资”转为“产业整合”的战略定位。

  这就是产业整合之路,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先控制一定上市公司,然后将手头的实业装进去,必要时改变一下原上市公司的主业或产业概念,然后利用杠杆原理再从资本市场融来更多的钱,顺着产业概念大举并购,整合,整合来的公司想办法搞点托管、委托加工等,迅速实现盈利,方便再融资,再并购,如此来回大循环,以杠杆原理滚雪球,最终成为产业之王。事实也确实证明,唐万新的这个产业整合思路是可行的,虽然比不上传统产业思路,即建工厂、做产品、打品牌、拓渠道来得实在,但确实速度更快,效果更明显,手段初看起来也更高明。唐万新是不折不扣的资本枭雄,但这个枭雄跟一般的资本来资本去的空手道还真完全不同,他不是简单地套白狼,是真想称王,只是有些操之过急,就像史玉柱的巨人大厦一样,建得有点过高,超出了资本负荷。

  一位原德隆高层曾透露:唐万新在资本上颇有投机性,但在产业上反而相当认真谨慎,他不是哪个产业都进,选的都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和制造产业。据说为了研究产业趋势,唐万新还专门养了一个100多人的研究班子,分70多个产业部类,专门研究每个产业的前10强,然后还划分区域,将每个区域内的1亿元规模以上的企业都纳入研究范围。就是在如此严谨的基础上,德隆选定了三大行业。虽然德隆大厦最终轰然倒塌,唐万新彻底输掉了整场战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三大战役还是相当漂亮,可圈可点。

  控股屯河:建立农业根据地。唐万新设想的第一个根基是农业,第一仗也选在了家门口。1996年7月,新疆屯河上市,主业是水泥,今后也准备继续奋斗在水泥产业。1996年10月,德隆择机介入,出资受让了新疆屯河(SH 600737)部分法人股,成为第三大股东,第二年又通过控股屯河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也就是从1997年起,唐万新边干边琢磨,踩出了一条令人眼花缭乱的产业整合之路。 1998年,新疆屯河在年报中预告,公司从1999年将突破水泥业,转而利用新疆的资源优势,发掘农业和矿产。外界很快看到了唐万新的第一个目标:番茄酱,后来被形象地称为红色产业。1999年,新疆屯河投资7183万元,引进年产2万吨番茄酱生产线,使新疆屯河的番茄制品收入为4900万元,占其总收入的16%左右,转型正式启动。第二年,唐万新又连续抛出8项蕃茄投资,总额近5亿元,使红色产业的收入达1.88亿元,占到屯河总收入的40%左右,和水泥基本持平,红色农业概念呼之欲出。2001年,唐万新又追加5项投资后,屯河的蕃茄酱俨然已成国内行业老大,第一个产业整合顺利完成。从1996年介入到2003年收官,屯河无论是销售收入还是产业地位均增势迅猛,1998年公司年收入只有2.11亿元,到2003年,这一数字已经变成22.47亿元,增长10倍多。唐万新还利用屯河平台操作过北京汇源,曾在2001年6月出资5.1亿元合资设立北京汇源,并持股51%,如果不是后来缺钱而提前倒手,德隆仅此一笔投资都足够赚上几十亿。

  咬住合金:搭上机电顺风车。在盯上农业的同时,唐万新还瞄上了工业。不过由于羽翼未满,唐万新第一次试手先选了一家小型机电公司,这就是1996年11月刚上市,年收入不过5000万元左右的合金投资。1997年6月,德隆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北京总府置业分别受让沈阳资产所持有的国家股1500万股和568.5万股,仅以6433万元的代价拿到40%的总股本。与整合屯河不同,唐万新不再是简单地注资,追加生产线,而是明确沿着既定的产业方向展开一系列收购活动。 1998年,合金投资出资9000万元收购了上海电动工具制造商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75%股权,使上市公司年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关键是在收购之余,唐万新还动起了经营手腕,公司当年收入达到2.89亿元,净利润也达到1.02亿元。1999年,唐万新又借上海星特浩出资2000万元和3210万元收购了苏州太湖电动工具集团公司75%股权、苏州黑猫集团公司80%股权。2000年,他又差点通过合金投资收购美国Murray。对方是世界领先的民用草地花园设备供应商和生产厂家,年销售额约7.5亿美元,虽因种种原因,购并未能完成,但通过合作,合金投资的大部分机电产品都顺利实现出口。一番产业整合之后,合金投资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一度达到10.95亿元,相当于1998年销售额的14倍,同时,公司也从默默无闻的机电小兵摇身一变,成为行业主导者。

  吞湘火炬:挺进工业最前沿。在唐万新的三架马车中,个头最大,跑得最快,唐万新最得意的还是湘火炬。湘火炬于1993年上市,德隆集团在1997年11月受让株洲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2500万股国有股(占25.71%),价格为2.8元/股,代价只有7000万元。1998年之前,唐万新对湘火炬的动作并不大,1999年突然发力,先后收购香港鸿本实业、香港鸿源贸易公司和资拥有的美国MAT AUTOMOTIVE,INC.和MIDWEST AIRTECHNOLOGIES,INC两家公司,以及在中国九家子公司75%的股权,汽配行业概念已隐约可见。

  2001年起,唐万新明确提出湘火炬将集中做重卡、变速箱及其他核心部件,然后三个平台一起发力,配合湘火炬的主攻。 2001年,湘火炬先是与陕西汽车齿轮总厂合资设立陕西法士特齿轮,出资1.31亿元,持股51%。次年又先后出资2.5亿元和2.55亿元,分别与陕汽集团组建陕西重汽,与重庆重汽组建重庆红岩汽车,皆持有51%的股份;同时,还投资3600万元,与东风汽车(600006)合资设立了东风越野车(持股60%),投资超过1亿元组建2家齿轮传动公司。 2003年,湘火炬又受让珠海华晨持有的航天华晨汽车50%股权(更名为航天火炬),交易金额达3.60亿元。同年,子公司陕西法士特与行业巨头伊顿公司合资组建了西安伊顿法士特齿轮有限公司,子公司陕西重汽则与德国MAN公司签署了引进技术和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3年大整合之后,德隆花7000万元入主的湘火炬摇身一变,成为主营业务收入高达103.14亿元的巨型上市公司。更有影响的是产业影响力,一番整合之后,湘火炬下辖两家整车企业——陕西重汽和重庆红岩,占据国内载重量15吨以上重型车市场份额的85%;陕西法士特生产的重型车变速箱也占据载重量15吨以上国内市场份额的50%以上,同样极具影响的还有火花塞产销量和主机配套率,均列国内第一。此外,湘火炬旗下公司还能年产空调压缩机24万台,销售列全国第四。

  2003年,德隆的雪球达到顶点,成为中国拥有上市公司最多,市值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而且三架马车的速度丝毫未降,势头凶猛,唐万新本人也春风得意,一度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大有红顶资本家之势。但暗流一直在涌动,德隆的三个致命危机,唐万新一个也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第一是雪球内核不实,这是滚雪球最大的风险。对德隆来说,雪球的内核就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德隆往年的数据显示,三架马车规模合计达到150亿元,但盈利能力都很差。老大湘火炬还因为收购过快,经常亏损,资产负债表更是吓人,2003年高达70%,欠款34.5亿元,而1997年这个数字只有1.1亿元。合金投资与屯河虽然都基本保持盈利,但每年的利润贡献不过一两个亿,而唐万新后期的滚动已经动辄需要几十亿的资金,三家公司的盈利根本支撑不住。

  按杠杆原理来说,就是唐万新选的支点太靠近手臂,不止是四两拔千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万新的这种产业整合思路都是收购上市公司,而不是IPO,无法得到大把资金,而他多年来的股本扩张也非常有限。唐万新过于求快求大,除了天生的野心与野性,还源于一个战略误判。据称,在2000年德隆内部有过讨论,是否要择机退出二级市场。唐万新认为,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股指可以往上看到2万点。在1999年“5?19”行情以后的狂热气氛中,这一判断被德隆上下接受了。由此,德隆继续深陷在二级市场,维持着“老三股”不败的神线年起,股市就由牛转熊,德隆重组与并购的负担急剧加重,但已经有些自负的唐万新并未迅速做出相应调整,尤其是在核心湘火炬的并购上,依然高举高打,丝毫不在资金方面省吃俭用。这正是唐万新的第二个致命错误,其实这个错误除了战略误判之外,本身还蕴含着唐万新的身份错位。

  唐万新有两个老师,君安证券的王明夫和华润的宁高宁,前者是个聪明人,空手套白狼,不玩产业,赚钱就走。后者是标准的“红顶产业资本家”,为国扎实做产业,资本无穷,名正言顺。唐万新的庄家技术学得炉火纯青,产业之心也直逼宁高宁。但在中国现有资本市场水平,仅以庄家之术,民营之身,就想在产业上赶超国家资本,那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彻底变身国家资本,二是走邪道。唐万新努力过,而且是两个方面都很“努力”。为前者,他曾当选中国工商联副主席,为后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但作为民营资本家,他还是把更多的努力留给了后者,而后者则无异于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事实证明,唐万新也不是排爆高手,这恰恰构成他的第三大危机。唐万新学成了王明夫,落下一个恶劣的庄家之名,但没学成宁高宁,仍被视为机会经营者,而不是产业整合者。在2000年12月“中科事件”后,社会舆论突然将矛头对准了德隆,“德隆是庄家”成为数百家媒体的显著标题,200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炮轰德隆(《新财富》当月刊登了郎主笔的《“德隆系”类家族企业中国模式》一文)成为这一时期质疑风潮的标志。之后,德隆旗下的金新信托因此发生挤兑风波。但唐万新对此却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故作神秘,大有任凭雨打风吹,我自岿然不动之势,结果只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2003年7月,中国证券市场“啤酒花(600090)”、“南方证券”、“青海信托”等一连串危机事件爆发后仅一个月,全国范围内就有十几家银行对德隆开始“只收不贷”,所谓害德隆之心未必有,但防唐万新之心不可无。这一下子就掐断了德隆本来已经脆弱到极点的资本循环。2004年,情急之下的唐万新错上加错,饮鸩止渴,竟然抛售流通股套现,结果市场越抛越紧张,直到4月13日,合金投资跌停。 4月14日,德隆“老三股”全线跌停,几周之内,不可一世的德隆仅流通市值就损失达上百亿元,自此一发不可收拾。6月,调查组进驻,唐万新出逃,但未能逃掉。2006年,法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之罪,判处唐万新入狱8年,罚金40万元。44岁的唐万新又在狱中开启了他考古的新生,12岁的德隆则永远地关上了它的生命之门。

  硝烟散尽,中国股市上的“庄家鼻祖”张少鸿全军覆没,曾经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诸多荣耀也随着他的商业部落一同沦陷。与刚刚落马的“战友”、德隆系操盘手唐万新黯然长叹的表现迥异,牢狱中的张少鸿正谋划“东山再起”。尽管现在,眼泪是他留给两万余名被害人的最大“补偿”。

  2008年初,这位原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读公司)掌门人接到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判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斯时,繁华落尽的张少鸿在郑州等地监所“生活”已近四年。五年前,正是因为这个“极具市场价值的个人商业运作项目”,张少鸿让两万余人领略了一次“天堂”的风采,又残酷地将他们扔进了现实的“地狱”。2001年8月9日,是张少鸿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潜逃路上的张少鸿在河北邢台折戟—距离郑州警方《通缉令》的发出尚不足9天。此前,他曾致信河南省公安厅,幻想扭转乾坤,但终究回天乏术。张少鸿面对的是法律与公理的拷问和27955位被害人的注目。从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张少鸿步入“地狱”的故事梗概。

  1994年7月,张少鸿的三读公司“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开始“擅自以‘读书押金奖读金’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1997年1月7日,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和河南省工商局曾联合对其进行查处,并课以310万元的重罚。不过,张少鸿的“非法吸收存款”之举很快便死灰复燃。在其策划下,该公司向社会吸收存款时又多了“委托理财”项目,并承诺每年给予一定比例的高额利息。至1998年9月10日,该公司“已向社会不特定对象27955人吸收资金约5.85亿元”。这些钱几乎全部被张少鸿用于期货、股票等高风险投资。期间,他用公众存款购置的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被套,市值缩水愈半,“崩盘”悲剧最终在三读公司上演。

  案发后,警方发现,该资金中尚未兑付的群众计655543人次,金额约4.48亿元。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冻结日市值仅为2.28亿元。27955位受害人5.85亿元的存款“收获”是:按集资债权兑额计算比例成为“深发展”的股东,拿回手中的现金仅约3573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近2亿元。2001年9月6日,三读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张少鸿似乎没有勇气面对。一方面,他承认自己应该对三读公司的“读者”负责,并表示“只要他们债权没有兑现,我就不会忘却对他们的最终责任”。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十分委屈”的姿态出现,认为自己是一个“蒙冤者”。

  2004年1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处张少鸿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判决下达后,张少鸿即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改判。“我将用我毕生的努力,来洗脱因体制转轨时期个别部门滥用法律而强加给我的不实的罪名!我将在后半生中,以百倍的奋斗精神,并用多种方式和成效来证明世纪交替时期发生在郑州、发生在张少鸿身上的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个滑稽可笑的冤错惨案!”在写给有关部门的信中,44岁的张少鸿展露的仍是一幅“志在千里”的形象。

  此番思想缘自何处?在中国的企业英雄传里,张少鸿不乏传奇。1961年1月10日,张少鸿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白壁乡张家庄村。18年后,这位寒门弟子考进了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完成学业的他进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工作,彻底跳出了农门。在父老乡亲为其暗自祝福之际,张少鸿又有了惊人之举。1985年,24岁的张少鸿辞职“下海”。两年后的1987年3月,“郑州市金水区读来读去读书社”问世,“个体户”张少鸿现身商界,注册资金10万元;1990年,商号里面的“金水区”三字被张少鸿轻松抹去,注册资金增至100万元,“个体经营”一跃成为“私营企业”;1992年,商号升级为“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1994年,注册资金又增至2000万元;同年7月,“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张少鸿任法定代表人……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给予张少鸿的荣耀也纷至沓来:河南省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名誉教授、全国青联常委……“创办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成为人们评价张少鸿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定语。由于各界的追捧,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斯时,成为三读公司的“读者”对不少郑州人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你只需交纳820元、850元、888元不等的“押金”,就能得到一张读书卡。凭此卡你可以免费借书一年,而且可以在三读公司旗下的任一分支机构换书阅览。最令人惬意的是,一年期满之后,三读公司支付给你的现金是1000元—其回报远高于银行的正常存款利息。

  事实上,这也是三读公司“读者”数以万计、张少鸿被推上神坛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张少鸿是如何维持这桩“赔本生意”的呢?据相关资料显示,张少鸿早在1993年5月即开始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并借力郑商所20余个席位隐身施展财技。此外,张少鸿还参股黄河证券,并在海通、国泰君安、安阳信托证券布阵,先后操盘“深发展”、“金杯汽车”、“川化股份”、“湖北迈亚”等股票谋利—而本钱就是“读者”们的“押金”。显然,这是一场游离于“读者”视线之外的巨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喜悲或许就在弹指间。庆幸的是,厄运并未立即降临到张少鸿的头上。

  1997年至1999年,郑商所凭借着绿豆期货执全国期货交易所之牛耳,郑州亦跃居当时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心,其“绿豆价格”影响全球。而作为绿豆期货的“庄家”之一,张少鸿曾一度与郑商所共享辉煌。当他携期货主力转战沪深股市时,相当威风,张少鸿集结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股市,发动了深圳房地产股的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48元。现在看来,倘若不是绿豆期货终因过度投机而受到了监管层惩处,该品种也因为政策打压而一蹶不振;倘若不是张少鸿的另一个战场—斥资5亿元操盘的“深发展”遭受重创,市值大幅跳水;倘若没有因此引发更多的“倘若”,张少鸿的今天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

  张少鸿何以有如此结局?“企业家并非天生伟大和高尚,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才能使得他们在自己利益的驱动下行动,又在客观上肩负对社会的责任。”总结张少鸿的落马,一位知情的河南省政府官员坦言,除了张“法律意识谈薄、决策缺乏理性”之外,“企业融资难、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市场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制度环境的缺憾也是张少鸿失足一个重要诱因。”

  近年来,此类案件在当地频频发生,国人耳熟能详的就有“三星”、“百花”、“红高梁”等多个故事版本。“他们玩的都是‘借鸡生蛋’的财富游戏,国美电器掌门人黄光裕玩的也是这样的游戏,为什么结局迥异?”河南一位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的业内人士坚持认为“根源还是在经营者的主观方面”,“人家黄光裕的‘借鸡生蛋’游戏是不断升级的:先借要还本付息的钱—银行的钱;再借还本不付息的钱—厂商的钱;最后借的则是不需还本付息的钱—股民的钱,来发展壮大自己,而‘张少鸿们’除了未能‘升级’之外,‘合法’这个重要的底线也未能坚守。”或许,当年在法律雷区中穿行的张少鸿根本不具备“升级”的条件。一个令人惊诧的诠注是,三读公司的“集资业务”竟然未设会计账目,该公司“高管”张辉、张光华、刘梁红等人要么是刚扔下锄头,要么是下岗职工,文化程度均为初中毕业,张少鸿之“经营管理”水平由此洞见。

  颇有“八卦”意味的是,张少鸿获刑前后,一份题为《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的名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份名单所列的29位操盘手,多曾是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之人物,张少鸿与唐万新更是高居榜首。其结局有七:8人窘迫;7人逃亡;5人入狱;3人转行;3人赔光;剩下3人的结局分别是禁入、失踪和“胜利”。倘若除却转行的3人不提,“首批”股市的大小“庄家”们似乎都缺乏完美的结局。“对民企财富拥有者,应是有问题则清算,无问题则必加保护,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产生‘问题富豪’的现行体制中的弊垢。”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在与北大博士后研究员赵晓探讨如何面对企业家“原罪”时,一语中的。如今,已被“清算”过的张少鸿正加紧锻炼身体,图谋东山再起。“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500圈,计7.5公里;每天上床休息前连续做仰卧起坐1000个。”张少鸿向外界披露说。

  “读来读去”变为“赌来赌去”。1985年,24岁的张少鸿下海,创办读来读去读书社。1992年,张少鸿的“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1993年,张少鸿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始涉足期货交易。1994年,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时,张少鸿开始凭读书卡、“读书押金奖读金”向公众吸收存款,回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9月,张少鸿又以“理财委托”形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承诺每年给与15-20%的高额利息。1997-1999年,张少鸿利用超过5亿元的公众存款转战期市、股市,成为有名的操盘手。2001年,张少鸿的期货交易出现危机,他转战股市后投资的“深发展”又遭深度套牢。同年9月,他的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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